日期：1957-7-17 作者：[待确定]
七月十七日下午会议
右派实际是反动派，不叫反动派，叫右派便于分化。
今年一点七升一个，有零点七的后备。
现在是过第三关，过第三关顶少还要十年。历史上包下来的一批王八蛋，一路来敲锣打鼓，拥护了七年是假的，只是到了现在，他就翘尾巴了。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、政协会议，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，通过法案，他们都举手，下去视察就找岔子，并且搞组织活动。估计到他们随时有一部分会叛变，但历来都没有找到暴露他们的办法。现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，加上整风，右派分子的头子就翘尾巴，反共反社会主义了。把孙行者的尾巴打下去，花果山的猴子就不神气了。抓住改造，逐步把领导权转到左派和中左派手里。各省市基层把民主党派、教育界的领导权拿过来。学校实行党委制可以考虑，但我们必须领导学校，领导权过去是不巩固的，有一部分领导权是在人家手里，缺乏战斗力，一时搞得天昏地暗。例如清华大学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，但党的领导权并不巩固。科学技术界、新闻、文艺、出版、体育卫生界，都有左、中、右，我们不占领领导阵地，就搞不成社会主义。总之，要搞意识形态，要搞知识分子。过去搞五大运动、三大改造，没有搞好教育界，过去省委书记怕见大学教授，现在见了一下，见出名堂来了，再摸一个时期，就更清楚了。
敌我双方对政治形势的估计都不大对头。敌人方面对政治形势估计错了，我们对自己的估计也不是那么正确。在鸣放期间，觉得我们的力量比较小，对工农兵——我们的基础估计不足，现在看来，在工农党团员中只有少数坏人，大部分是好的。我们也为假象所迷惑。
每次人民代表大会、政协会都要斗一场，名义上在台上参加政权，大体上顺着我们，实际上是反对派，拥护是假的。到去年苏共廿次代表大会以后，我们提出“双百”的方针，加上匈牙利事件，他们开始翘尾巴了。首先看出这个问题的是×××等几个同志，说百花齐放可以，但放得不妙，放出牛鬼蛇神了。周恩来二月回来之后，罗隆基公开批评总理的外交报告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还有几个学校闹事、工厂闹事、农村闹社，以为形势不妙了，其实就那么几个人，就是大学也是九个指头是好的，只有一个指头不好。反右只有一个多月就看出来了，民主党派打它百分之二十，也还有百分之八十，经过六月、七月半个月，我们就完全清楚了。凡事皆要加以分析，分析了就有底了，这一下我们的心就放下来了。
敌人也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，对工农估计不足，对左派也估计不足，这一点右派同我们一样。在中国搞匈牙利是搞不起来的。放还应当有决心，不然就放不起来。
还有，广播、电话、电报、邮电要抓住，不让民主党派去发展。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的打，在打的当中，建立领导权。抓住这个时期搞它一年，如果搞到明年六月，全国人大改选，我们假如再提他们的名，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的，经过反右派，一定要换掉一大批。地方明年年初就要开始政治改组，三月各省把改选搞好。我们这样估计：打算打一年，但在报纸上这样集中的吹，总吹也不行，还要搞点别的。右派分子虽然多，但头儿已经打了。打右派主要是打头子，把头子打了，就不好作怪了，以后采取剥笋政策。
有些人如×××、×××、×××、×××、怎样打法?×××反人民，不公开反共，不闹事，但死也不改。右派分子人数虽少，但不可小看，对右派分子要剥笋。
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对社会主义、工农事业不那样有感情，但他们有这样种种倾向，只要他们今天倾一点，明天倾一点，再过十年功夫就改造了。山东提议：要把反右派的事情向工人、农民作宣传。地主、资产阶级好象都在替工人、农民说话，我们要讲城里右派怎样进攻，我们怎样捉住了一批右派(如广东罗翼祥)。
对工人、农民、手工业者，一般不要扣右派分子帽子。
合作化有没有希望?有这样一些富裕中农，本想叫他们慢慢进社，但挡不住，进来了又想退出去，是否让他们退出去?从阶级路线来看，少数不愿在社的，可以让其退社。山东临沂专区一百多万户，退了一万户，过去闹事最多，现在是全省比较太平的地方了。退出去的不要挖苦他，也不要扣右派帽子，将来愿意来的就来。要退的大体有百分之一，愿意退的就允许退，今年秋天下这个决心，看如何？
农村、工厂整风如何整法，要把解决的问题收集一下，准备意见。中央拟于八月十五到二十五日开一次中央全会，地委书记也参加，研究整风与体制问题。党代表大会可在一、二月底到春节前召开。
在职无权、人事制度、评级评薪都是政治性质的问题，调整关系的问题。
今后反右派斗争就是两个字：一叫深，一叫改，对内和、对敌狠。徐州地委百分之五十的基层干部是好的，另外百分之五十分三类：轻微错误的有百分之二十，比较严重错误、手头不很干净的有百分之二十九，严重违法乱纪的只有百分之一。前两类可以主动下楼，办法是开开干部会肯定成绩，检查缺点。什么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?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，总是不要脱离群众，要倾听群众意见，加以分析，好象游水一样，要顺水性，或者说是鱼水关系。干部脱离群众就不能活。过去军队在战争中都搞三大民主，为什么现在工厂农村里不能搞三大民主呢?军队是拿着枪的，都不损害干部威信，为什么县、区、乡干部不能这样做呢?对干部一个是撑腰，一个是帮助，毛病要改，又不要伤害干部。大家批评一下，一篇检讨就可以过关，要教会基层干部过关。农村、工厂不能采取市机关、学校的办法，而采取三级干部会、社员代表会、支部大会、职工代表会等，就是采用陈伯达同志的办法。陈伯达同志在福建的办法，开始区乡干部都不赞成，后来大部分干部选上了，选举不要党团员保证，而是充分酝酿，群众提名。各省可搞点经验。
工厂干部要下车间，还要到宿舍。
干部和群众的关系，应该是讲道理的关系，不是我打你通，我压你服。共产党不怕群众，实行民主的结果是增加威信，而不是降低威信。过去军队实行民主，就打胜仗。
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，要镇压。肃反不彻底的，要杀一些人。少杀不是不杀，杀少数人是完全必要的。浙江仙居、临海两县，合作社散掉百分之八十。每年准备一百万人闹事，或者还要准备多一点。河南长葛县修飞机场赶走农民，打死四个人，这是国民党作风残余。有些国民党作风的残余，是合乎实际的，一定要整好，虽然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彻底整好。这次整风，要想一次整好，一劳永逸，我才不信。现在要把闹事的数目扩大一点，六亿人民，准备每年有三百万人闹事，百分之零点五的人闹事。经过几年右派一闹，我们摸了底，就不怕了。过渡时期有个不稳定的时间，再有五年半能把社会秩序大体稳定下来，就是好的，总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，陈伯达讲的不是狭隘经验。
七月十八日会议
怪!帝国主义都不怕，怕资产阶级思想。
北京打出一千五，全国要打出十个北京来。大树是有根的，流沙河就是大地主的儿子。这是新式肃反，要好好交代地委、县委的斗争策略。
大字报是好东西，我们为什么不怕大字报?因为我们总是多数。
工厂一定不要妨碍生产。那个地方越烂，崩溃越多，那个地方就越好办事。省要派有经验的干部下来，硬着头皮，大放大鸣两个星期，只听不说。
每个五年计划搞两次整风，一大一小。
不要搬石头，现在我们还靠这些石头。粮食年年增产，但是越来越少，去年动用库存七十亿斤，今年一定要搞八百五十亿斤。穿也是大事，现在折半了，越搞越少。怎么得了?
有反必肃，抓起来再说，不能象胡老头一样，罪己诏千万不能下。
手工业社的脱产人员太多，浙江兴登县七万人，有三千五百个官，真是太多了，应当减三千，留五百。工厂非生产人员也太多，占百分之三十，苏联百分之二十五，美国只百分之三至五，现在要考虑，多的人养起来，几年内转到生产中去，用节约下来的钱，扩大经济事业。
整风范围扩大，党、团、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、工商联、学校、文艺界、经济事业机关，合作社都要整。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，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。
共产主义者协会要大于共产党，中央领导同志去当会长。
地、富、反革命摘了帽子的，要调皮再给戴上。搞个劳动教养条例。死刑不要轻易废除，地、富、反革命的选举权，不要给的太早了，不搞大，只搞小，这些关口要卡住。唐僧这个集团，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，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。反右倾思想、右派、极右派，合呼人情，顺乎天理。各省、市对民主党派，不管其中央，予以腰斩。
七月二十日会议
对农村不切实做些工作不行了，农村是我们一个弱点，拿大家爱国才行，把这个道理讲清楚。
一个经济基础很薄弱，一个政治不稳固，(按：指英国和日本情况)。合作社要五年才能巩固，逐步使大家习惯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十年，军民、党风要打成一片。现在英美插进来，对我们不利，多些麻烦，做买卖又没有东西。
重节气不好，(按：指参加青年联欢节的事情)形式主义的事少搞，他们争我们不争，一百年也不要争。
农村销粮要大减。
十月革命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中国革命胜利，都是在没有“国际”的情况下胜利的。九国情报局做了一些什么好事?不搞有什么妨碍?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来就是了。会诸侯，单个解决问题。经济会议要我们参加，有些同志似乎非参加不可，何必?搞成一个工业欧州，农业欧州。一般国际会议，我们只派观察员参加。
××××当权，不一定有利，首先国际紧张；他们“马克思主义”很强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
不要只听反面的。自从苏共廿次代表大会起，就提出了对赫鲁晓夫采取什么态度问题。××××的缺点是有的，作风是不正的，冲进几十个中央委员是史无前例的。××××说没有集体领导，如决定开(?)，工业管理权下放和贸易问题。贸易对东欧不够照顾。我们现在没有苏联，工业搞不成。这是××××等一方面的话。
按政策比较起来，还是××××比较好。作风彼此都是一样，半斤八两。
中苏友好同盟条约，×××不愿签字，是中国人骂娘，英国人帮忙，才搞成的。
四个公司——两个殖民地(东北、新疆)，××××对这些做了好事，但还有两地未解决。
取消情报局是尼赫鲁提的，取消第三国际是罗斯福提的，现在又要成立国际组织，何必那么急?有专门一个班子，等待办一个刊物，一切都听他的，强加于人，没有交换意见。
与米高扬谈了八小时，我们说，我们希望你们稳定，你们不稳定不好办，他说也希望我们稳定，说我们有右派，要谨慎小心，有许多事情料不到。
布尔加宁有一次话讲得不好，赫指为有原则错误，这就使布不高兴。还有布出国，赫老是跟着，认为自己是“侍从”总理，这就成为布反赫的原因。
铁托相当厉害，赫鲁晓夫玩不玩得赢他，很难说。现在对铁托方面有利，铁托的两面派是难改的。
我们和赫鲁晓夫的矛盾，是对斯大林分子的问题，还有人民内部矛盾的看法。
过去他们几十年不下去看一下，现在批评××××走马观花，走马观花总比不下去好嘛!谢皮洛夫赞成内部矛盾，写了革除赫的职务的决议草案。他们之间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，莫等批评赫鲁晓夫是“托派”，“右倾”。
我们吸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，我们就不要在党内搞你死我活的斗争。
宋朝立了一个碑——不乱杀干部，封建王朝也有比较聪明的，以后就杀得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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